“未来十年，养老院将会是一个非常热门的行业!”

在最近热播剧《心居》中，冯晓琴苦口婆心地劝着收租大户展翔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。她认为现在上海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，以后这个问题还会越来越严重，养老院一定有奔头。

杨绛先生曾说：“身在低处，才能看清这个世界的真相”。做了十年家庭主妇的冯晓琴就是一路从“最低处”切身体会到当前社会的养老之痛。

嫁人前，家中老人因为“病后养老”等问题，儿女互相推诿、老人面临无人愿意看管的局面;嫁人后，公公和奶奶因为腿脚不便，冯晓琴不得不放弃工作，在家中做“全职主妇”;尤其是迫于生计当外卖员后，见证了太多孤苦无依的老人，更加萌生了开养老院的想法。

电视剧虽然有虚构的成分，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现实生活的一种映射。

目前，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2亿人，占总人口比重达14.2%。按照联合国标准，65岁以上人口的占比超过7%即为“老龄化社会”，14%以上为“老龄社会。这标志着中国正式由“老龄化社会”进入“老龄社会”。

(数据来源：国家统计局)

与此同时，我国老龄化还在提速。

数据显示，预计中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，2030年将超过20%，进入超老龄社会;2050年将超过30%。

抛开全国平均数据，具体到各个地区，不少城市甚至已经提前进入了“超老龄社会”，其中就包括当前处于疫情暴风眼的上海。

根据2021年4月发布的《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》，上海户籍老年人(60岁以上)的数量已经达到533.49万，这已经超过了中国特大城市的最低人口规模标准(500万)。

照此计算，上海老龄化程度高达36.1%!也就是不到3个人里面，就有1个老人。

即使按照严格的65岁以上人口计算，上海老龄化程度也达到26%，只比全球排名第一的日本低三个百分点。当然，上海是有绝对人口吸引力的，但就算加上1000万没有户口的人(或称“外来常住人口”)，上海60岁以上人口占比仍然高达23.3%，65岁以上达16.2%。

四个一线城市中，大概只有深圳摆脱了这种困局，老龄化仅5.36%，是真年轻啊!

然而，与一线城市相比，更令人担忧的是，很多城市未富先老;尤其是东北三省，已经到了“全军覆没”的地步。

据统计，在国内33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中，共有149个城市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超过14%，进入“老龄社会”，其中东三省全部36个城市无一幸免。其他省份甚至还有不少城市老龄化已经跨过30%大关。

四川尤其让人震惊，多个城市正在“东北化”，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。在全国老龄化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，超过半数在四川省。

(数据来源：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)

老龄化加剧的同时，年轻一代承担的抚养压力也在上升。2020年，我国老年抚养比为19.7%，这意味着目前平均5名年轻人要抚养一位老人。假设鼓励生育引起全社会广泛响应，财政支出达到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，总和生育率1.2是最有可能发生的一种情形，预计2050年老年抚养比达53.2%，即每两个年轻人需要承担抚养一位老人的责任。

总之一句话，“银发浪潮”来袭，传统意义的“养儿防老”已经无法解决中国当下及未来的养老问题，抓住窗口期建立起一套符合中国式养老特点的服务体系迫在眉睫!

01

养老刚需市场为何迟迟做不起来?

实际上，多年来，中国都在探索建立起一套自上而下的养老服务体系。

早在十一五期间，上海就率先提出了“9073”养老模式。不久后，北京提出“9064”养老模式。这两个数字，成为日后养老服务体系设计的风向标。

按照这一规划，90%老人将居家养老;7%或6%老人依托社区养老，3%或4%老人会在机构养老。也就说目前大约有一千万老人要依托机构养老，而且这是一个增量市场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养老需求。

从市场反应来看，重资产、投资周期长、集中度高、最为刚需的养老院最先获得大型房地产和保险公司的青睐。

2010年前后，大批国有企业、房地产、保险公司入局养老市场，揭开高端养老院的大幕。尤其是近几年，为了响应国家政策号召和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，房企转型涉足医疗养老业务更是成行业“标配”。

可以说，在中国排名前100的地产头部企业中，已经很难找到没有养老业务部门的公司。

除了房地产企业涉足的高端养老院外，中低端养老院也是民营企业重要的布局方向。前瞻产业研究院报告显示：截至2020年底，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3.8万个，数量稳步增长。但整体来说，目前我国养老院主要集中在东部经济较发达地区。

然而，长期以来，中国式养老陷入两重尴尬境地：

一边是，面对2亿老人(65岁以上)、数以千万计失能半失能老人，中国只有483.1万张养老床位;另一边是，面对快速增长的养老服务需求，我国养老院入住率却不高，养老床位空置率高达50%。

这种局面最终导致大部分养老院举步维艰、连年亏损，行业经营者们叫苦不迭。

民政部2015年发布的一项数据显示，一半以上的民办养老机构收支只能持平，40%的民办养老机构长年处于亏损状态，能盈利的不足9%。

此外，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乔晓春201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，哪怕在人口老龄化十分严重的一线城市北京，超过60%的养老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。

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魔幻的现象?

答案是，严重的定位与需求不匹配，导致了养老机构在泥潭中苦苦挣扎。

需要明确一点的是，目前只有“解决痛苦”的护理型养老院才一床难求，大量“创造快乐”的高端养老社区，在当下的需求还十分有限。

首先，我国失能老年人口数量庞大，这些人群在穿衣、吃饭、洗澡、如厕等方面的基本生活无法完全自理，需要专人照料，他们对养老院——尤其是护理型养老院——的需求才最为迫切。

据北京大学一项人口学研究显示，2020 年，我国失能老龄人口达到 5271 万，到2030年这个数字将超过7765.68 万，而失能老人将经历平均 7.44 年的失能期。

其次，中国有很大一部分老人支付能力不足，无力购买良好的养老服务。

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(OECD)发布的数据，大多数国家在进入老龄化社会时，人均GDP约为1万美元，而中国在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时人均GDP仅有0.4万美元。即便目前中国已经步入了“老龄社会”，人均GDP“也不过”1.2万美元。

此外，在中国老龄人口的资产结构中，财产性收入仅占0.3%，更多的是靠子女供养。

再加之，当前大多数民营养老院倾向于走中高端路线，导致供给端与需求端脱钩，一方面失能老人“一床难求”，另一方面养老院经营岌岌可危。

例如，2015年3月，房地产巨头万科的首个养老项目“幸福家社区养老中心”正式运行，定价每月3000元/床。而当年北京企业退休人员养老金，也不过3355元/月。

2018年12月，该中心因持续亏损停止运营，宣告了北京首个养老项目在经营层面探索的失败。

02

亏了20年，养老院终于要开始赚钱了?

经历了漫长的惨淡经营，下一个十年，养老院究竟该何去何从?

转机已经开始出现。

近两年，一种新型养老院模式横空出世，在市场上掀起一股热潮。在这种模式下，一些连年亏损的养老院逐渐开始回本赚钱。

最先激起水花的是宁波宁海，当地将9家敬老院进行了改造升级，打造成“公建民营”养老院模式，成为其他地区竞相模仿的对象。

“公办/公建民营”模式从字面上就不难看出，这种模式的核心在于，政府出地盖楼、企业承包服务，相当于“拎包入住”。

它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。1990年代以来，中国各地兴建了大批公办养老院，作为救助“三无”老人、五保户的社会福利机构，例如敬老院。但由于年久失修，这些机构大多设备老化，改造成本大，不如引入社会资本进行托管，政府做好扶植工作。

政府出力的方式有多种，有的给地、有的建楼、有的出钱、有的免租。对于企业来说，这种模式主要解决了土地建设成本和筹款投资难题。对于政府来说，不仅有了服务供给方承接保障了老人需求，也提升了养老服务的质量。

而且，民营企业在承担当地“三无老人”“五保户”困难老人的职责之余，剩余的床位就可以面向社会开放收老人。

据业内人士称，因为公建民营会对收费价格有一定管控，不允许绝对市场化的收费，很少收到万元以上，可以稍微挣一点钱，用来维修保养原有的国有固定资产。要想提高收入，必须在服务和入驻率上下功夫。

这种模式一举多得，不仅化解了社会资本入局养老行业的难题，也减轻了政府养老压力，甚至解决了我们前面所说的养老院需求端与供给端严重脱钩的问题。

终于，在亏损多年后，养老院开始迎来契机。

“政策和补贴，主要帮助从业者在早期顺利走出困境。”一位行业参与者告诉八点健闻，“我们是民办非营利企业，原则上说不允许盈利这几年挣的就是政府的补贴，用这笔钱来扩张床位、扩建装修，差不多能和水电煤气、维修费正好持平。只有入住率高了，养老院才有收入。”

河南许昌一位“95”后养老院院长参与的养老院项目就是公建民营模式，政府方面为了扶持养老行业出资消防、房屋部分，而他也需要出资百万左右，主要用于装修、人力、设施等。

但是从结果来看，这家养老院仅开设一年就实现了收支平衡，虽然前期投入不少，但是假以时日，收回成本必然不成问题。

有了公建民营这条模式后，养老行业已经逐渐脱离过去的惨淡，也许真的如冯晓琴口中所说的，“养老院一定有奔头”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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